确切地说，是一群知道“虽然我有可能被人偷看牌，但我耳聪目明，又有关系，总有更多的肥羊比我还小聋瞎，会被我看到牌”的赌客。

范建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连聊天的兴致都很是匮乏。

幸好，冯见雄并不是真的想得罪他，他只是想潜移默化地敲打敲打他。

于是，棒槌之后的甜枣很快就到了：“范哥，别泄气，对令尊的事迹，我还是很尊敬的。只不过么，眼下的司法资源，凭良心说，除恶务尽是不太可能的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倾向于关注那些祸害更无辜者的家伙，不好么。”

范建当然可以看出冯见雄的意思，不过他也不好当年驳斥或者发火。

因为讲道理实在是讲不过啊。

他自问并不是那种欺男霸女的纨绔子弟，他父亲也不是贪官——恰恰相反，是“好官”。

冯见雄也从周天音那里，了解到过类似的情况——能被空降过来“整顿吏治”的，本身能力不管怎么样，贪应该是不至于怎么贪的。

缺点只是好名，同时身边的人都狂妄自大——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是很容易狂妄自大的。

也正是因此，冯见雄才不得不用相对委婉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范局长贪，那一切都好办省事儿了——冯见雄早就设计把对方送进去了。

周天音看范建有些沉默不语，也怕激怒对方，想了想，连忙提了个歪楼的问题：“小冯，那你觉得，既然国内的股市那么坑，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炒股呢？”

这个话题果然成功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再执着于范建的哑口无言。

冯见雄也顺势借坡下驴：“热钱没地方去啊！炒股的钱已经比炒房的少了好多倍了。说到底，中国人太喜欢储蓄、投资，代际攀比欲太强。有太多人可以自己一辈子活得不像人、但是希望自己儿子那辈孙子那辈能出人头地、帮他光宗耀祖。

所以，国人不喜欢消费奢侈，就算奢侈的人，也都是在不影响他们钱生钱大局的尺度下奢侈，这点比美国人那种个人主义的世界差太多了。

而美国人不会觉得自己儿子的成功是自己的成功，也不觉得为了自己死后那代后人的‘光宗耀祖’而放弃眼下的生活质量，有什么意义。

所以，如果美国有70的社会财富用于消费，30的社会财富用于钱生钱。那么在中国就是倒过来，虽然我们不如美国人有钱，但70的钱都想用于钱生钱，只有30愿意被花掉。这种过度报复型的不安全感不能解决，什么垃圾资产都会被炒出泡沫的。

谁让我们总觉得‘我孙子那代要是不如隔壁老王家孙子有钱，那么一代代滚雪球下去，我孙子的孙子的孙子总有一天会被隔壁家孙子的孙子的孙子斩尽杀绝、断子绝孙。’我们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戒心太重了。

或许，我们国家要发展到‘小时候挨过饿’的那一代人，统统老死、死绝的时候，这种国民思潮才会彻底扭转吧。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很快的，但是人性的发展，是很慢的。可能同年挨饿的心理阴影，真的能让人一辈子没有安全感呢。”

冯见雄在心里暗忖：或许，这也是后来某一代领导人要想全面扶贫，根绝贫困人口的原因吧。区区几千万人贫穷，看上去没什么，却可以对一个十几亿人国家的人心造成毒害。因为贫穷最大的祸害，就是在一个已经基本安全的社会传播不安全感。一座城市的公交车系统上，只要有几个扒手，就足以让百万乘客每天都分心捂紧自己的钱包，无法放松身心。

……

上面字数已经够3000了，免费说几句废话。

昨天有人吐槽说我喷罗胖子。

我哪里喷了？我只是实事求是。连罗胖子自己都说，他是个二传手，说的不一定对，只是启发听众意识到一个新领域，然后自己去研究。

还有人私信问我，评价罗胖子和高大松，非要引战分个优劣。

我想说，这两个人完全不是一类人，所以没什么好比的。罗胖子是商人，高大松是文人，所以他们做节目选题上首先就有很大不同。

从质量上来说，高大松说的对的概率肯定要高一些，因为他的选题基本上是他自己爱说、想说，也懂的。（当然不能绝对，据我观察大约有十分之一期节目，是广告赞助商指定的内容，人家给钱了，那不想说也得说。）

但罗胖子的选题覆盖面肯定更广，因为他是商人。文人可以只说自己感兴趣、懂的事情，我卖啥你就买啥，不管市场。而商人必须尊重市场，客户要买啥你就得生产啥。眼下用户关注的热点有哪些，他必须说到，哪怕自己不懂也得找幕后的知识策划火线恶补一下（所以质量有瑕疵的概率肯定高，因为他本来不懂，囫囵吞枣。）。

商人有商人的价值，文人有文人的价值，就这样。

网文领域也是一样，有商人型的写手，市场要啥就写啥。也有文人型的写手，自己懂啥、想表达啥就写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