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区制下，各县市的驻军、行政和财政权力，全部全部由驻军把持，驻军在该地区可以自行委派官吏，自行收税，自行扩编部队，而省政府视为合法。虽然“防区制”作为一种法令，原本是四川军阀避免相互兼并和争斗，确保各自地盘和势力而相互协调妥协出的“游戏规则”、“君子协定”。既然各自有“防区”，那么别个来“侵略”，我反击甚至于追击，似乎就是“依法行事”了。所以在无尽的贪欲与残暴驱使下，各军阀为了扩大或夺取更富庶的防区而不断进行混战，防区制期间他们或单挑、或群殴，大战小战达400余次，四川百姓无辜罹祸，死伤无数、损失至巨。

另一方面，取得防区的军阀，也怕刚得到的防区一不注意就会被别人夺去，因而想尽办法从防区压榨出大量的钱财，供自己扩充实力和享受，甚至出现民国24年收税已经收到民国100年以后的怪现象。

防区制时期，实际上是四川现代史上的一个最黑暗的时期，也是烟毒最为猖獗的一个时期。当时，四川军阀为暴敛财富，制造了最为惊心动魄的“壮举”就是强迫农民弃粮种烟。当时种烟的农民都有烟捐，此项烟捐系按照窝数计算，每一窝烟苗一般征收烟捐大洋二角，叫做“窝捐”。四川各驻军迫令农民种烟，到收获时，以贱价收买，甚至强迫劫取，然后转运各地，公开贩卖。

四川军阀为劝农民种烟可谓想尽各种办法，如农民缺少烟种，他们就从别处运来散发给农民;如缺乏种烟的资金，就提供给农民贷款，本利以鸦片烟折算尽管各地军阀想尽各种办法劝农民种罂粟，但还是有很多农民不愿种捐税既高，又极毁地力的罂粟。军阀们在劝种不成的情况下，就采取勒种、迫种的办法，强迫农民种烟，对拒种罂粟或拒交高额税金的农民甚至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农民不愿种烟，就说农民懒惰，课以处罚而完的税叫懒税。在雅州（今雅安），军阀政府规定，每10亩地必须有3亩种罂粟，否则将科以罚金，并加以拘禁。除此之外，若农民种粮而不种烟，第一年完三年的税；第二年再种粮食，完五年的税；第三年还种粮，完七年的税，而种烟则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军阀政府就是用这一方法迫使农民种烟。

军阀控制区下的四川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栈，没有饭店的地方，也有烟馆，距重庆约三英里的一个小村，居民仅百二十五家，而烟馆已设立二十二所。可谓“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任何人家，客到必摆灯盘，以烟敬客。在这一时期，四川军阀不断恶战，为筹措军饷，竟对鸦片实行专卖或设局抽税，以获取更大利益。卖鸦片烟土要交“泥捐”，开鸦片烟馆的要按一盏红灯每月4元交“灯捐”，开妓院要交“花捐”，还有乱七八糟的杂捐……达到“而今只剩屁无捐”的地步。最可笑的是，政府一边鼓励生产鸦片，对不种植婴粟的农民强征“懒捐”，又收“泥捐”准许鸦片自由买卖，还收“灯捐”、“许吸捐”、“瘾民捐”公开允许烟民吸毒，却又扯起“禁毒”大旗，在民间强征“禁烟特捐”，真是“既当裱子，又立牌坊”，机关算尽，两头捞钱。种种捐税的设立，为鸦片的种、运、售、吸批上了合法的外衣。

当时的四川在全国是产烟最多、烟土市场最大、吸毒者最众的一个省份。除了勒种罂粟、公卖鸦片等外，武装护商、包运烟土和贩运烟土是军阀从鸦片烟中寻找财源的又一有效途径。由于当时战事繁多，土匪横行，烟土产地又较偏僻，烟商投入巨资贩运烟土，生怕途中出现意外或种种关卡的截夺，故而大多争取军人护送，以便顺利到达目的地。当时附近诸省，如云南、贵州、山西所产鸦片，亦辗转云集四川并经重庆、万县等地沿江而下，销往中南、华东诸省。

军队参与运烟，逃免税收；商贩交结匪徒，走私鸦片，从中获取暴利。鸦片的泛滥不断地吞噬着四川的财富。三十年代初期，达州大竹一县仅抽烟捐所得就高达125000余元，内江100000元，涪陵300000元。可见鸦片真正成了军阀的摇钱树，不仅成为军阀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把四川人民的生活推进了深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