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伽笑笑，他本就是要公报私仇，谁让李瑗又落他手里了呢。这次要不搞死搞残李瑗父子，别说读书人就多好，人都有私欲。孙伏伽上次被李瑗搞的很惨，这次有机会当然有搞回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既然有机会报当然也不会放过。

李超在算账。

看过京兆府里的档案资料后，李超心情有些沉重。

长安的黑户人口比他想象中要多的多，仅仅是僧道数量就极为惊人。据京兆府的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一百零九所。长安附近以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大概长安以及附近的佛寺至少在一百五十所以上，就算以一寺二百人计算，则京畿的僧尼就有起码三万人。

而长安城内有道观三十所，一观五十人计，则有道士女冠五千人左右。

当然，这还只是僧道数量，他们还占有大量的土地，以及拥有许多隐户佃民，寄在寺观名下的这些黑户人口，起码是十倍于僧道。这意味着京畿二十三县，就有三十五万的黑户人口。

另外，长安城人口将近三十万，其中依赖朝廷供给粮食的人口就有一半多，达到十五六万。包括皇室以及宫廷人员、京官京吏还有常备禁军，以及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的人口等。

如果按月需一石半算，一年就是十八石，十几万吃官粮的，就需粮二百多万石。

这二百多万石，就全得靠朝廷支付的，也就是税粮。

关中当然不止产出二百多万石粮食，但关中也还有百多万人口，还得供应关中百姓商人们。只有关中百姓上缴的田租，这才是朝廷能拿到供给京师那十几万吃官粮的粮食。

耕地和纳粮户口，这才是大唐收税的基础。

与长安庞大的消费人口增加相反的是，关中土地的生产能力下降，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劳动力也在减少。

大唐的制度，并不是所有田都收租的，就跟不是所有的百姓都纳课一样。

大唐户籍上一千五百万人口，课丁全二百三十余万。

京畿人口早就过了百万，但纳课的人也很少，能征税的民田更少。大量的田地，都被宗室、官僚们占据了，还有许多田是府兵的，这些田都是不纳课不缴税的。

剩下的田里，还有许多被那些佛寺道观给占去了，这也一样不纳课税。

关中平原现在是地少人多，而且土地也不那么肥沃，甚至水利也不充足。

王侯之家大增，这些人要么是实封贵族要么就是大量买进田地，导致民田减少，私门有余，公家不足。其次，唐初京畿有大量的公廨田、职分田、赐田等，这些田当然也是不纳租税的。

尤其是大量的王侯之家拥有田地后，开始修坝建碾，使得关中的水利设施灌溉面积大大减少，秦汉时郑白渠灌溉面积达4万余顷。唐朝权势之家多在泾河渠道两岸设置水磨牟利，使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减少。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磑，止溉一万许顷。水利灌溉面积减少，粮食产量自然也就大减。

还有一点，京畿劳动人口在减小。

本来战乱之后，人口就减小了。

加之大量的隐户逃丁，托庇于权贵和寺观之下，更让朝廷的课丁大减。

而那些富人多丁者，也一样想方设法的避役逃课，要么为官要么为僧，因此现在朝廷的那二百多万课丁，其实都是些穷人，没地方可逃，于是就保留下来。

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但现在京师却成了一个地狭人多，而偏却又粮食完全不法自给，朝廷税赋更严重不足的地方。

问题的根源，其实正是在李超这群贵族们的身上。

就好比李超，一人在京畿二十三县，拥有的田产，有几万亩，还没算上李元吉的那十万亩。光一个洗澡沟，都两万亩了。除去这个，良田也足有三千多亩。

他在陇右还拥有几千亩地呢。

李家现在的奴隶，就有好几百。

而李家拥有这么大的产业，却是不课户，田地产出什么的不用向朝廷缴一粒谷。

官僚贵族还有世家地主，都在与李家共同分享着这个天下。

算了几笔账，李超就把笔扔下了。

不能为了李三的国家朝廷利益，就损害了他李三的个人家族利益啊。

真要弄，那也应当拿那些秃驴和老牛鼻子们开刀，从他们手里夺田夺人口，反正，他李超总不能拿自家开刀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