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现在所执行的政策，那是带着浓厚的军队家长作风的。
因为在第三次大战结束后，军队的声望水涨船高。原时空的老美都把艾森豪威尔送进了白宫，现在时空的中国也是一样。
这种对于军队的热爱是有时间限制的，再高的热情也有消褪的时候，总有一天军队会再次‘平凡’。
三十年，军方和他们的继承者已经活跃的蹦跶在这个政治舞台的中心整整三十年，谁也没有做到彻彻底底的‘统治’，但战后的三十年绝对是属于军方的三十年，是到结束这一时代的时候了。
中国应该进入新的时代，开启新的模式。
中国的文化、财富、力量，决定着它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世界。
过去的中国文人喜欢用‘教化’这个词来形容这种事情，现在的中国政客们，现在的中国权力者们，他们也喜欢这个词。
地球正在新时代中迅猛发展。
当年打第三次东西战争时候，电话、电视、汽车在中国还是上层人士的专属，数量中的中下层阶级所拥有的只是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些许条件好的人还会有摩托车。
但是现在呢？
电话在中国已经变得很普遍很普遍，汽车、电视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旅游业发展迅猛。
几十年前的中国人，很多中产阶级也没有假期外出旅游的习惯。但是现在的国人，不仅是假期旅游，而且是每逢假期都外出旅游玩耍者，不在少数。
信件在持续减少，邮政系统已经在向物流公司学习。再遥远的距离挂个电话就足矣了。
地球正在‘变小’。全世界各国各地的交流和认知在不断地加强加深，社会正在高速转变中。
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生活，等等等等，中国有着太多可向全世界推广的东西了。
因为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大爆发，新的科技革命时代来临，人类大众的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在向精神需求转移。无数份社会调查报告显示，近二十年中，国人的开支消费正发生着重大改变。满足生存需求的财富支出百分比在总财富中的份额正在迅速下降，用于精神需求的消费金额在持续提升，并且提升速度很快。
后者，不仅包括专门的精神、理论和其他文化产品的消费。也包括文化消费工具和手段的消费；既包括对文化产品的直接消费，比如电影电视节目、体育健身、旅游观光、书籍、杂志的消费，也包括为了消费文化产品而消费各种物质消费品，如电视机、照相机、录像机、投影机等，此外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展览馆、影剧院等。它们现在有一个新生的名词来表示——文化消费。
很多新生代的政治人物都认为，是改变中国外在‘形象’的时候了。
对比一个严厉、强大的不可违逆的大家长，成为一个‘全球精神偶像’更适合中国的未来。
这也是因为军队的压力实在是过于巨大了，把其余的力量全都逼到一块了。尤其是那些经济和影响力都非常大的财团，军方的这一政治方略不适合他们的继续发展，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要知道，中国是没有全国性的政党的，政府任职也不是完全靠着人民选票。他们在进入政府担任公务员之前，首先要经过政务考试。从普通的公务员往上，镇一级的行政长官有着镇一级行政长官的资格考试；县一级的行政长官有着县一级行政长官的资格考试；往上的府、省等等职务，那都是如此。
行政考试分面试和笔试，笔试是透明公开的，谁的答卷都要公开。面试也是公开的，县级以上考试甚至都还有录像。
而综合评分的权利在上一级议会的手中，而不是本级议会。谘议局与百年前走到了尽头，如那资政院一样，都变成了议会。
然后是参选演讲，一直到最后的任命，议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规则无形中就分割了上下级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种分割针对的只是行政官员，而不是议会。
由议会作为串联，中国依旧是一个强健无匹的举人，而不是一座大山一样的烂肉。而决定议会选举的力量虽然有很短，但那些大财团们绝对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当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光是现役陆军就超过了五百万。那个时候的财团与军方是绝对的盟友。当时的政府并不愿意打仗，打仗太费力气了，而且中国之前就是地球上的no1，打赢了也不能飞上天啊。
但为了显示力量，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万一，中国的现役部队被征召到了六百万。这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力量啊，整个美洲和中国的众多附属国动员起来，那军力强大的叫人窒息。
但战争最终还是打响了。
因为当时的欧洲有着不逊于中国主战坦克的坦克，有着不逊于中国战机的飞机。几十年的发展，欧洲不仅仅完全恢复了起来，它们还抵到了自己最强实力的巅峰。
欧洲的潜力已经开发到极处了，再强也强不到哪里去了。但是中国呢？
新汉历165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历1939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实力，依旧在不停的壮大中，因为中国有着远比欧洲人远大的多的市场。
而这当中的印度，始终就是中国人的禁脔。
南京可以把东非对欧洲人开放，可以让欧洲的货物畅通无阻的进入天方世界和南北美洲，但他们不允许欧洲货物进入印度地区。
因为印度诸国那就是中国经济压力的倾泄地。
每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有着印度做‘泄洪渠’，不敢说中国每每都能逢凶化吉，但中国本土总是世界经济危机中最先取得起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