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北宋政府便集中重兵、选派宿将，守卫北部要点。开封以北地势辽阔、平坦，北宋政府驻重兵于京师及附近，既有利于应付北方边境及各地之急，又可防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象的出现。这样，在任何情况下，皇帝随时都可调用禁军。

另一方面，北宋定都开封，而开封地处平原，不像洛阳、西安、北京那样有山川之险，加上此时辽国势力蒸蒸日上，幽云十六州的割失，更使北宋失去了抵御契丹贵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要抵御边患，北宋只能以兵为险，驻重兵于京师，以成强干枝弱之势。

其次，“守内虚外”是当时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需要。宋太祖亲眼目睹五代各国的交替情况，自身也靠兵变取得政权。所以，宋太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笼络和防备内部问题上，没有足够的决心来解除外患。他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保持稳定并扩大统治基础进而加强集权，尤其是军权。

太祖担心如果还是精兵布满天下，则就地称乱的局面仍还有可能出现。因此，其要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叛乱，就必须牢牢地控制、掌握禁军。史书云：“太祖鉴前代之失，集精锐于京师。”由此可见，宋太祖将禁军驻防在京师，是总结前代之失、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再次，“守内虚外”是当时激烈的阶级矛盾的产物。宋太祖是靠兵变取得政权的，没有亲眼目睹农民战争的威力，因而他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去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

其一，北宋通过科举制、恩荫制等途径，大肆扶植地主阶级，给他们种种优厚待遇，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其二，北宋不仅继承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大部分杂税，而且还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土地，使土地兼并空前发展，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其三，由于地主阶级逃避差役，北宋政府大大加重了农民的差役负担，甚至有的地区出现“下户半曾差作役”的状况。其四，北宋政府还把沉重的官俸、军费开支及后来的“岁币”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大肆压榨人民。

所以赵昺以为主要还是这种“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下，阶级矛盾一开始就十分尖锐，使北宋统治者感到十分恐惧，担心百姓作乱。所以要时刻防备，从而驻重兵于京师以防不测，也是北宋当时的形势所需。

当然后继者此后依旧坚定不移的执行这项政策，还与对外战争的频频失利有关。太宗曾两次对辽大规模用兵，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改变被动的战争态势。但由于各自为战、策略失误等原因，经过高梁河和岐沟关等战役失败后，朝廷上下渐渐失去了进取决心，也存在普遍的恐辽病。

因而后代的继任者放弃了收复失地的计划，把政策重心重新转向对内，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后来的“澶渊之盟”便是“守内虚外”的产物。而此策对于巩固统治，防止民变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成为成为契丹、西夏及后来的女真贵族屡次攻宋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南渡之后，为了对付不断南侵的女真，宋廷不得不依靠地方军头抗金，在形势缓和后也曾试图收归兵权于朝廷，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保留几个大的军镇。而蒙古灭金后，敌人虽然变了，但是形势反而更为紧张，禁军在战场上的无能，让朝廷愈加依靠边军和地方军。

在后期，朝廷一直也试图控制地方势力，其间的斗争也是极为惨烈，但是在天下大势之下也不得不屈服。而吕氏的降元让长江防线崩溃，最终导致了灭国。所以在新朝进入江南后，对于军队的部署朝臣们还是倾向于‘内实外虚’之策，避免新的军头产生，在内里腹地没有布置禁军，只靠少量的州军维持地方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