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就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困医”行为，当时的士大夫延请医人之后，往往故意不告知病情，而是请医者诊脉，一旦能将病情讲清楚，才能算正式投医。他对此深恶痛绝，望闻问切乃诊疗四大要素，只靠一个“切”怎能考验医人水准？所以他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延请医人之后就将病情和盘托出，并在诊疗过程中观察医者的能力。以赵昺来看，他看似开明的行为，其实也不能免俗，只是考察方式不同罢了。

同时患者还追求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效果。稍不如意就会更换，斥之为庸医。因此中国古代的医者必须直接面对患者负责，而且他们的经济来源就是患者的钱包，要想保住饭碗就得‘忍辱负重’，不得不迁就患者的习惯。而赵昺办的医药院，背景是朝廷，里边的医生自不会惯着他们，于是患者寥寥。

其次，中国古代医者自身也存在弊端，就是他们保密风气严重，善于单打独斗，这也是与以分科协作为基石的医院格格不入的地方。俗语云“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医人几乎全部仰赖市场生存，面对患者的择医试医，没有绝招是无法立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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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曾经出现过医者之间互相倾轧的现象，扁鹊就是死于秦国太医李醢之手，还有医者通过在另一医者药方里擅增毒药的方式嫁祸于人。因此中国传统医界保密风气十分浓厚，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露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

在这保密至上的时代，必然没有学科发展所必需的正常的交流平台和话语体系。如此还能指望有正常的分科协作吗？被动的医患关系和保密习气带来的就是分科协作的困难。甚至传统的精英思想下，连基本的社会分工都遭到非议，这种追求个体疗效，追求精益求精的现象几乎贯穿当时医疗界的各个方面。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史籍中看到的中国古代的医者都是云游神仙一般的游医或者坐堂医为主，他们可以有技术上的分科，但是却缺乏组织上的协作，也就直接影响了医学的发展。最让赵昺难以忍受的就是低效率，当下的医疗系统可以说是脱胎于战地医生，讲究的就是效率，每慢一点就要死人的。

还有让赵昺深为厌恶的就是在医学界当下其实是名医与骗子共存的时代。在古中国的医术与巫术一直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也就为骗子们提供了机会。而这种能够奏效，主要依赖两个要件：一者受众获取的信息严重不完整；二者建构一种错误逻辑。

具体来说就是：神棍们不会告诉他们的信众，究竟有多少人喝了他们的符水，活下来与死去的比例是多少；又有多少人没有喝他们的符水，活下来与死去的比例又是多少；也不会告诉他们的信众，有些病可以自愈，有些病则不能。信众们获取到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个“幸存者偏差”陷阱，他们看到了许多病愈者，而这也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却忽略了数量同样庞大的病故者。

巫术与病愈，有时只是一种时间上单纯的先后关系，就可以被神汉巫婆们渲染为因果关系，再打上一个补丁：病好了是神力、病没好是神舍弃了你，这就形成了一个荒唐的、却又“严丝合缝”的逻辑闭环。赵昺觉得现代社会同样流行这样的骗术，看似粗糙，但身在局中之人，若无获取信息的渠道、甄别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与工具，要看穿骗局并不容易。

这些神棍们在欺骗民众，骗取钱财的同时，赵昺清楚他们同样是威胁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往往以这种骗术吸引信众，然后谋取权力，颠覆国家。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汉代的张角、张鲁皆是此道中的高人，病人来了，先让他叩头反思做过什么坏事，再给他喝一碗符水。过些时日，如果病好了，就宣传说是信道的功效；病没好，就责备此人的心还不够虔诚……

现在赵昺觉得自己就是‘愚公’，试图在这个被传统观念禁锢的世界挖开一条路，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理念和文明。以免当连接东、西方的大门被打开时，中国不会因为落后的文化传统被西方冲击的支离破碎。但是改变太难了，只能一点点的去撬动，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