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使团以四川换取开封和南阳的提议送上了赵昺的案头，他本来还很高兴，可看完了却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按照舆图标注，汉中竟然不包括其中。让他暗骂自己事前疏忽了，事前竟然没有搞明白汉中竟然不属于四川。

开疆拓土是大事，赵昺当然不会就这么放过，还是让马端临给自己讲了讲四川地名的演变，以及辖区的变化。一番解说下来，让他羞愧难当，当然这个时候自己是万万不能承认自己的疏忽，毕竟双方还没有正式达成和议。但他也清楚想再从蒙元手中把汉中敲回来的可能性太小了，毕竟谁也不愿意将命门让别人捏在手里。

说起来也是赵昺前世中《三国演义》的毒太深，一直认为刘备占西川，据汉中，号称蜀王，那么就认为汉中想当然的就是四川的一部分。但是史实又教育了他一回，三国时期甚至都没有四川这个地名，自然也就没有汉中归四川一说了。

汉中之名来源于楚人，屈原楚辞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语，因其本源在襄阳与南阳之间，汉水流经楚国腹地，因此有汉北、汉东、汉中之称。此称随楚人西扩而范围不断扩大延伸，等到秦设汉中郡时，汉中已是北尽秦岭，南抵巴山，西过嘉陵江，东到楚长城与荆山的庞大行政区了。

汉中郡治初始设在西城，即陕西安康，东汉西移南郑，汉末汉中郡四分为西城、上庸、房陵，分中游之势，汉中遂成上游盆地专称，完美实现了地名漂移的转换史。

“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包括赵昺皆会以历代无汉中则无蜀，从而证明汉中曾经属于四川。然而两汉益州地跨西南，汉中与益皆并为一郡；西晋三分益州，梁州管辖巴汉七郡；唐设诸道，兴元东连襄阳，同属山南道。

中间几经变化，到了宋朝开国，宋兵取蜀，因为善后工作不当，纵兵劫掠蜀地，致使蜀地先后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叛乱。面对蜀地的复杂形势，太祖便在汉中这个蜀口咽喉上动起了心思，乾德五年，赵匡胤颁诏三泉县直属京师，开我国县级行政区直属中央的先例。

赵昺发现老祖宗们对蜀地一直不放心，经过几十年对蜀地行政区不断的重组拆分，终于将蜀地州县分割合并为益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和梓州路。益州路主要是川西成都平原，利州路是山南与川北山地，夔州路是川东山地与河谷，梓州路是川中与川南的丘陵地区。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此时才有了今日之名。

对于这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的结果，赵昺也不得不佩服，巴蜀终于被中原王朝第一次完全征服。这次不但征服了平原和盆地，连山地和丘陵都征服了，过去统治者只能占据大道、城市和平原，今日可以一路推进到山腰、山头了。

长时间的和平，四川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无尽的人口在繁育之后，逐次填满了川西的盆地和丘陵，川东的河谷和山地，川北的盆地与山地，农业垦殖沿着河谷进行，小麦填满山坡，水稻填满河谷，从汉江、嘉陵江、渠江的各个山谷铺满开去。而农业的开发征服了蜀地大大小小的溪谷山侗，致使山地成为了农业海洋中的孤岛。

到了南迁之时，蜀地六城格局基本形成，成都、嘉定、保宁、重庆、遵义和汉中，成都是川西丘陵中的平原中心，嘉定是滇蜀的通道和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的交汇枢纽，保宁是川北山地和嘉陵江航运的中心，重庆是长江和嘉陵江航运交汇的枢纽，汉中是盆地中心和汉江、嘉陵江航运末端，遵义是宋人伸向云贵石灰岩高原的交通前哨。

四川的农商业的繁荣和发展，赵昺以为这也是其的不幸，人口的流动和商旅的往来，这也等于标明和贯通了大大小小入蜀的路线，蜀地从此无险可守矣。而事实也证明汉中在此后基本没有发挥过它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北方诸势力深入蜀地的大本营。

但在此时汉中都是作为一个大行政区，与四川盆地内的行政区同列，并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即使到了北宋列路，亦为川峡四路之一，虽有四川之名出现，也只是俗称而已，非正式行政区划。

蒙元攻入四川后，又像大宋似的来了番神操作，中统元年八月，蒙古帝国设立秦蜀行省，中统三年改称陜西四川行中书省，治所奉元，以关中地区作为经略西南蜀地的大本营。随着战事深入，行省治所和辖区不断向前线深入，七年移治兴元，八年移治利州，灭宋战争结束后迁回奉元。

至前两年四川行省才单独分列出来，汉中归于陕西行省而非四川行省，而赵昺也终于为自己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理由，那会儿自己正被太后夺去监国之权，在西湖上闲游，哪里会知道这些变化，因此出现点失误，真不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