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此次游览九华山不敢耽误时间太长，他们准备在此逗留一天，明日就要返回池州。过了未时，阳光已经不是那样强烈，大家也吃饱喝足，准备继续前往金地藏的肉身殿。预备在看过后在回到客寮歇息一夜，明日一早下山。

化城寺据肉身殿还有一段距离，赵昺依然是欲徒步前往，王应麟与谢枋得也不打算再乘轿。而和尚们有过午不食的戒律，于是留下王德与几个内侍在客寮，打理晚膳。他们身边只有倪亮和内卫随侍，轿夫们抬着空轿在后边跟随。

众人沿着山间通路向上攀行，此时的香客已经下山，途中只碰到三三两两的行人。赵昺目光所及也能看到扮作游方僧人和小贩的行动队员，散在他们一行人的左右，与内卫们通过手势和眼神交换通报周边情况，告知注意事项。

王应麟与谢枋得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所以大家行走的速度并不快，卢旭在前两步介绍周围的景致，两个老的伴在皇帝左右，侍卫们拱卫在周围。倒是很是惹眼，途中经过的寺院不时会有知客僧和小沙弥上前搭话，邀请他们进寺喝茶、参佛，让赵昺感觉有点到了前世火车站的感觉。

“五哥儿，对朱陆两学派争论不止形同仇敌的原因，可曾想过？”行了一段距离，有心事的王应麟追上小皇帝的步伐问道。

“吾以为朱陆二人的矛盾更多的是在学儒的方式及宇宙观上，究其缘由还是二人的生活环境和性情及人生实践上的不同，进而在学术研究上产生分歧。”赵昺想想道，其实放在现代社会就是个原生家庭的问题，朱陆二人出身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经历不同，自然会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

“五哥儿言之有理，朱陆二位高贤的出身确有不同。”王应麟对小皇帝看待问题的角度觉得十分独特，但也以为不无道理。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朱熹在十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立志要做圣人。

其父朱松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绍兴十八年，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

陆九渊生于一个九世同居的封建世家，他的八世祖陆希声曾在唐昭宗时任宰相，五代末因避战乱迁居金溪，遂买田营生，富甲一方，成为地方上的豪门大族。金溪陆族经过几代变迁，到陆九渊出生时，家境衰败，只有十亩左右的菜田和一处药铺、一处塾馆，只靠经营医药和教书授学来维持家计。

但至此，陆门仍保有宗族大家的风度。仍凭借良好的家风被乡人尊崇，曾经在家中推行《司马氏书仪》中所提的冠婚丧祭等礼仪。陆门家风整肃，治家依靠严格执行宗理，同时，也靠家庭成员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各尽其能，各供其职。闻名州里，甚至受到孝宗的称赞。

所以，朱熹所学是来自于家庭和老师，承袭了二程‘洛学’正统，从而为自己以后的学说奠定了基础。而陆九渊所学则是来自家中的藏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以为孔子之后其学“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但其中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不过吾以为他们之间只是学术上的分歧，而非根本上的矛盾。起码在‘义利’上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如此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修习方法上有着统一点，认为无论是读书，还是考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赵昺言道。

“嗯，确是如此，朱陆两位高贤入仕后，皆对时弊进行了革除，做了于民有益之事。”谢枋得道，他对两人的品德上也没有什么疑义。

朱熹在入仕期间，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的弊端。淳熙十六年，诏命其知漳州，他到漳州赴任后，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

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十月，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

陆九渊认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治国家疾病的“四君子汤”。光宗绍熙元年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当时，金兵南侵压境，荆门地处南宋边防前线。其看见荆门没有城墙，认为这个行政区域位于江汉平原，道路四通八达，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守护随州、钟祥，西面扼守宜昌；荆门巩固，四邻才有依靠，不然就会腹背受敌。于是，下决心修筑了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