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做法增加了元军集中与分散的矛盾，限制了元军快速机动的作战特点。元军虽然在万劫和红河两次击破越军重兵，但都属于击溃战而非歼灭战，越军士兵大都从战场逃生，这些残兵败卒重新聚集起来，很快就又成为元军的巨大威胁。

欢脱及众将认为必需加大战争力度，迫使陈家朝廷就范，最好是能捉获陈朝君主，战争才有望顺利结束。于是脱欢命令万户孛罗哈达儿率水步军、左丞李恒、乌马儿等率水军追击逃跑的陈王，同时传令给云南平章纳速剌丁，命他统本部兵马入越参战，又通知大在占婆驻扎唆都提兵北上，计划对陈家朝廷实行南北夹击……

赵昺虽然未能把握细节，但是通过事务局还是获知了双方交战的概况，还有许多是那些跟着陈宜中逃到占城军民带回来的。他们客居占城日子也并不好过，尽管他们协助其抵御元军的入侵，付出了牺牲，但是仍被占城人视为下等人和炮灰。眼看占城节节败退，他们也意识到占城是待不下去了，于是不少人设法到了琼州。

对于这些回流的人，赵昺并没有秋后算账，而是妥善进行了安置，当然想要当官还得经过考验。但从他们带回的唆都北上的消息，他就知道这已经成为战争转折的关键点。赵昺以为在此之前元军的策略还是对的，元军始终保持着战争的主动性，无论是寻求歼灭敌军主力，还是意图捉获陈家二帝，都和现代战争中的速战及斩首战术相契合。

但元军还是轻视游击战的作用，无奈的陈王朝上自皇帝下至小兵似乎都谙熟五花八门的逃命术，一俟战事不利，他们或窜入莽莽原林，或藏身地形复杂的险山，或浮舟入海。蒙古人从没有见过这种战术，就犹如一头暴怒的狮子，左顾右盼，却找不到一个目标，与美帝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尤其是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条件下是难以坚持的。

另外，元军正在陷入为其所困的粮荒之中。元军虽然有意从永平到升龙设置了一条运粮专线，但由于接济不力，周转失灵，再加上游击队的袭击破坏，使补给线陷于瘫痪。且从山区到平原，从红河平原到清化-义安地区，到处都实行坚壁清野，切断了敌人抢粮的来源，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

再有欢脱还是太嫩了，只想着尽快攻下占城和安南立下功劳，却没有考虑气候方面的事情。四月后边要进入潮湿炎热的雨季，而蒙古人在北京夏季都觉的热的受不了，要跑到和林去避暑，想想要在这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桑拿天中征战，恶劣的环境也时刻的消磨着他们的战斗意志。此外还要面对陌生的雨林环境，蚊虫、毒蛇、湿热的瘴气都会随时要了他们的命。

所以赵昺断定欢脱这些人能活着走出安南已经是大幸，完胜纯粹是奢望。不过赵昺倒是希望他们没完没了的打下去，因为这场战争就是无底洞，想当年美帝有钱都给拖得筋疲力尽，财政赤字飙涨，不得不主动撤出越南。而蒙古人现在日子也不比以前风光了，忽必烈也在为钱发愁。

赵昺怎会知道呢？当然除了他大规模的贩运私盐，制造假币扰乱了江南的经济秩序有关外，还有一个消息让他笃定忽必烈缺钱了。自年后就有消息传来，称忽必烈下诏要高丽和赣州、泉州等船场大肆制造战船数千艘，并征调大批江南新附军。军队由中国各地，蒙古和高丽招集至沿海地区接受登陆作战训练，远征军的粮秣补给也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征集，同时高丽和中国东南沿海的造船厂也昼夜赶工，制造大小战舰和运兵船。

行朝众臣获知消息后都忧心不已，担心忽必烈再度征伐琼州，原因显而易见除了琼州之外再无海外之地，而这两年他们为征伐琼州死伤无数，以其性子定然会出兵报复，灭之而后快。赵昺之所以不着急，因为他算算时候差不多了，忽必烈大举打造战船应该是为了二次攻打日本。现在自己虽然改变历史的走向，但是他仍然坚信不会是冲着自己，这原因有二：

一是忽必烈执意要控制日本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天下共主，威仪四海。第一次侵日战争结束后，其认为日本人已领教了蒙古人的威力，遂再次派使者去日本要求臣服，但日本人很乾脆地将蒙古使者斩首。忽必烈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在平定江南之后，他便着手准备第二次海上入侵。

二是忽必烈还有许多更实际的考虑。蒙古大汗虽富甲四海，可因为蒙古贵族对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再加上蒙古人拙于理财，蒙古帝国的财政时常捉襟见肘。忽必烈之前的两位大可汗贵由和蒙哥都以挥霍无度着称，他们购买奢侈品主要以贵金属支付，对部分拖欠的债务甚至以未来的战利品做抵押。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激战四年，这场蒙古人之间的内战无利可言，自然使蒙古帝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日本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和出口国，这个富裕的岛国在急需硬通货的蒙古贵族眼里无疑是块肥肉。琼州之地素来以荒蛮著称，穷的叮当响，其以为灭了对他也无没有多少好处的。

所以说赵昺既然能猜对开始，自然也能料知结局，大败之后的蒙元还要防着北边，自然无力在征剿琼州，使自己获得几年的安稳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