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对这些也有耳闻，本想缓一缓再行事，可如今看不动已经不行了。可朕就不明白为何这些奸邪之辈为何能登堂入室，出入庙堂？”赵昺半是愤懑，半是无奈地道。

带‘病’提拔可以说是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出现过，在现代也是屡见报端，难以杜绝，而赵昺也知道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提拔新人不仅是朝廷必须之举，且是必然之势。然而上级官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带病”之官，其中又有何玄妙呢？他一直搞不清楚统治者们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是为什么！

“陛下所言不虚，一些奸佞之徒得以登上庙堂之事屡见不鲜，其中却是原因各异，不一而足……”邓光荐见陛下请教，便又自觉的行使自己的解惑之责……

邓光荐唾沫星子乱飞，言语时急时缓，还不时引经据典的说开了，赵昺发现这邓光荐真不愧是学者型官员，虽然被朝上之事弄得焦头烂额，气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可分析起缘由来却头头是道，说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其说的很多，他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带病”官员提拔到高位。还拿蔡京为例。徽宗崇宁元年，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过大仇，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恶行昭彰，没人不知道他是个“病得不轻”的坏人，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结果没过几个月，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这正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又贪图享乐，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形成事实上的“大总管”。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

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花石纲”和艮岳的修建，并置应奉局于苏州。为了迎合其的癖好，他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带病提拔”的赃官，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共同作恶。

三是同恶相济。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人有两类，一类是以利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一类是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小人。小人得势后彼此“党引以为朋”，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流氓化、黑帮化。在这样的官场中，“带病提拔”就成了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