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现代还是古代，中国还是外国，每个政府多会对舆论进行管控，而地方政府也有监察民情民意的责任。这些诽谤‘圣上’，不利于团结和稳定的故事大范围传播肯定难逃朝廷的耳目，但官府辟谣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谣言传播的速度，而想扑灭如山火般蔓延开来的流言，消除百姓的恐慌情绪也不是一两句义正言辞的官话和几张布告能解决的，何况新政府的公信力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恐怖的笼罩下，百姓们都变的神经兮兮了，看到游荡的番僧便会急忙将孩子唤到身边紧紧搂住，有不识趣的番僧试图对孩子抚顶赐福时便被当场打死。于是乎平日肆意游荡街头巷尾，无人敢惹的番僧们往往莫名其妙中死于非命，他们主持的寺庙成了人们发泄恐惧的出口，被愤怒的人群捣毁，而其中藏有的人骨法器变成了杀死幼童的证据。谁都知道黄教被鞑子视为国教，他们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代表国家的标签，正间接证明了流言非谣言。

在其它地区，因大征发民夫引起的冲突也是不断。从最初的消极的拒绝应征，发展到殴打、杀伤下乡强征的官吏，到最后演变成公开对抗；同时各地大姓逃亡的事情愈演愈烈，地方官有固境安民之责，可面对逃亡潮也无能为力。过去还有城池，大门一关想出去却不容易，现在城墙都拆平了，人们拔脚就到了城外。而人多势众的大姓索性结寨自保，公开对抗官府。

江南动荡的消息很快传到大都，忽必烈得知自己派出传教的僧人被杀、寺庙被毁，百姓大规模逃亡，征发民夫却引发对抗后当然十分生气，按照游牧民族的脾性自然是要大开杀戒。但朝中有清醒的大臣，他们以为北部平叛战争还在进行，无法大规模抽调兵力，而南部沿海宋室余孽还在作乱，若是大规模屠杀必引起大规模动乱，会威胁到在江南的统治。

现在既然知道动乱起于谣言，当务之急是抓住制造和传播者以明真相，而以他们所见这事情最大的受益者是所谓的卫王领导下的帅府，事情定和其脱不了干系。与此同时暂且禁止番僧进入江南，停止征调民夫，这样便可缓解双方的矛盾。另外派兵堵截逃亡的百姓，镇压公开对抗的乱民，以迅速平息乱局。待北部平叛完成后，便调兵迅速南下配合地方驻军清剿前朝余孽，这样江南可平。

忽必烈采纳了这些建议，但他也记住了赵氏遗族中还有个卫王。虽然这些政策略显温和，但又去哪里寻找始作俑者，他们或是返回琼州，或是远走它地，因而江南依然免不去一场刀光血雨。残酷的镇压使得江南百姓更加相信谣言是真，否则他们为何如此害怕，对鞑子更加愤恨和不满。而元廷在江南推行的新政也不得不终止，那些善政也打了水漂，并没有如愿买到人心……(未完待续。)